崇尚淡薄樸實的宋代家具
縱觀宋代歷史，雖然一個“弱”字足以概括它的對外軍事與政治表現，但是這一時期的文化豐富多元，尤其是士大夫文化發達，對后世影響極大。中國歷史進入宋代以后，唐代盛行的“佛道相伴，胡華并舉”的國際性文化逐漸被消化吸收為偏于本土性的多種文化的表現，其中主要是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這兩股文化相互排斥與影響，進而相互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宋代文化，并具有生活化、世俗化、精致化、典雅化的傾向。
多數宋代統治者深知文化的重要性。例如，宋太祖趙匡胤雖為行伍出身，卻重視文化藝術，懂得文治的意義，而被后人廣為引用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即出于宋真宗趙恒的《勸學詩》。
在這種背景下，宋代皇室中涌現出了不少文人、畫家和書法高手。宋朝對文人的禮遇既超越前代，又足為后世楷模。據宋代科舉制度研究專家張希清統計，北宋共開科69次，取進士19281人，其他諸科16331人，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載者，取士總數約為61000人，平均每年約360人，而唐代每年才20～30人，最多的開元天寶年間也才60余人，有限的名額中還有一部分為權貴占奪，公平競爭很難實現。宋代則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這種不合理情況，通過增設封彌、糊名、謄錄等相關制度盡量實現機會均等而使文人公平競爭，庶族求仕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布衣入仕的人數與比例大增。
例如，宋代名相中，趙普、寇準、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均出于寒門，但他們這一類人卻成為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力量。政治地位與待遇的提高，使得廣大文人爭相報效朝廷與社會，從而在文化藝術上使宋代達到了繁榮昌盛的局面。為此，錢鐘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是一向相提并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得數到宋代。”
除了士大夫文化的昌盛，宋代科學技術也領先于世界。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為此曾說，談到11世紀，我們猶如來到最偉大的時期，而這一時期中國的文化與科學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宋代官方手工業管理機構龐大，當時的工部“掌金銀犀玉工巧及采繪裝鈿之飾”，重要工種達42種。所以，這一時期手工業的發達為宋代商業的繁榮提供了堅實保障。
此時的城市經濟繁榮，貿易活動突破了以前坊與市、晝與夜的限制，這些在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宋吳自牧《夢粱錄》等筆記中均有較為詳細的記載。作為手工業綜合性水平代表的建筑業也獲得了大發展，使其水平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當時高水平的建筑層出不窮，并有了對當時建筑實踐進行總結的著作。例如，北宋初期的名匠喻皓就著有《木經》，《五雜俎》中譽他為“工巧蓋世”，“宋三百年，一人耳”。歐陽修《歸田錄》說其著有《木經》三卷行于世。還說喻皓有一女，年十歲，每臥則交手于胸為結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但《木經》今已失傳。北宋官方推出的建筑技術與施工標準規范用書——李誡《營造法式》更是對當時及以后的建筑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其中的小木作部分，對于家具研究而言，也值得借鑒。
李誡《營造法式》
宋代工藝美術審美風格的形成
宋代的書法、繪畫以及文人畫理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與影響。而且，此時工藝美術所獲得的業績與地位也是舉世矚目的。總的來說，宋代工藝美術具有典雅平正的藝術風格，其家具、陶瓷、漆器、染織多造型古雅、色彩純凈，并且內斂天真，不事雕琢，以質樸取勝，給人清淡雅致之感。
其中，以宋代瓷器的簡雅之美影響最大，它既是中國瓷器長期進步的結果，也是宋代特有環境的產物。譬如，以低賤模仿高貴，以材質低廉的器物模仿材質珍貴的器物是工藝美術史上的一般規律，但是一些宋瓷卻反其道而行之，如有的瓷器在造型上就模仿竹簍等普通百姓使用的日用品，這顯然是宋代文人趣味的作用，這種審美趣味甚至一直流傳到今天。
和宋瓷相似，宋代漆器也樸實無華，多以生活器皿為主，簡潔優美，并流行單色漆，顏色以黑色居多，紫色次之，朱紅色又次之，但多無紋飾。也許正是在瓷器的影響下，它去掉了多余裝飾，只以勻稱的造型、舒適的比例、潤澤的表面產生含蓄之美。
宋代之前，漆器大多講究彩繪、鑲嵌與雕飾；到了宋代，漆器風格一轉，以講究線形與比例的素器取勝。宋代漆器凝煉的造型也會讓人自然想起西方現代主義設計理念中的“少就是多”，而且比較一下宋代漆器和后來日本現代漆器，會發現后者和前者在理念與風格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另外，宋代服飾也趨于簡潔化和儒雅化，這不但是對唐代開放、熱烈、雍容、華美的服飾風尚的一種革新，而且對后世(尤其是明代)的服飾無論在形式上還是觀念上都有深刻影響。和唐朝服飾相比，宋代服裝顯得簡樸適意，休閑自在。
當然，以上這些宋代工藝美術審美風格的形成源于一定的時代語境。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政府的倡導。
與其他的統治者相比，宋代帝王們大多數提倡簡樸。以修建陵墓為例，歷史上的許多皇帝很早就開始給自己修墓，如秦始皇十三歲登基后就給自己修墳；康熙八歲繼位不久就給自己建陵。通常是皇帝不死，皇陵工程不能竣工。這樣下來，陵墓之奢華可想而知。而宋朝則規定皇帝身前不能建造陵墓，皇帝死后，僅有七個月時間建造陵墓，因此宋代皇陵之簡樸在歷史上是少見的，和漢唐那種以山為陵的氣派根本無法相比。宋朝政府還頒布一系列政策來倡導儉樸。如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真宗下詔：“宮殿苑囿，下至皇親、臣庶第宅，勿以五彩為飾。”天圣七年(公元1027年)，仁宗下詔：“士庶、僧道無得以朱漆飾床榻。九年，禁京城造朱紅器皿。”
也有不少宋代名臣推崇儉樸的重要性，如程頤建議皇帝“服用器玩，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蘇軾也認為，禁止奢侈應從后宮始，他說：“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宮。后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司馬光甚至認為要想上下風俗清明，仍必須依賴于法律的執行，他說：“內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于四達之衢。”高錫也執此種看法，他在《勸農論》中說，只有如此，“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于是者盡息矣。”當然，即使有政府的大力提倡，也不排除有些人，甚至包括統治者，繼續沉浸于奢侈的享受而不能自拔，這又另作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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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簡淡的文人審美觀。
宋代文人在審美上講究簡與淡。歐陽修與梅堯臣最先提倡“古淡”和“平淡”，歐陽修有詩曰：“世好競辛咸，古味殊淡泊。”“詞嚴意正質非俚，古味雖淡醇不薄。”梅堯臣也有詩曰：“做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中作淵明詩，平淡可比倫。”“因吟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蘇軾在藝術審美上也認為應當“發纖稚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這一思想在他的文人畫理論中格外突出，被后人奉為楷模。特別是宋朝偏安江南后，南宋園林憑借著優越的自然環境和文化背景，與詩詞書畫相結合，強調意境深長，進一步崇尚簡潔疏朗的審美格調。
正是由于宋人尊崇自然，倡導秩序，講究簡煉，提倡節簡，追求規范，這些觀念體現在家具上就使之呈現出一種雋秀之美，這時候的文人家具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明顯。而即使是當時的佛教家具也表現出類似的審美追求，如以天工質樸為美，可見于南宋佚名《蕭翼賺蘭亭圖》中的四出頭扶手椅，它以樹枝與藤條制作，古樸蒼然，是當時僧侶參禪打坐的坐具，后世也稱之為禪椅。
蕭翼賺蘭亭圖中的禪椅
簡淡的文人審美觀還派生出宋代文人對自由適意、靈活便捷的追求與風尚。這一時期，家具名稱與功能的對應逐漸趨于細致和明確，并且在一次次的分化中使品種不斷增加與完備。
不過，變化中一個較為恒定的原則是室內空間與陳設的自由與靈活，并與詩、詞和畫意相結合，家具在室內的布置上有了一定格局，大體上有對稱和不對稱式。例如，書房與臥室的布局通常采用不對稱式，這也為以后(如明清時期)的文人居室設計奠定了基礎。而且，進入日常生活的高型家具也多保持著便于移動的特性，比如椅子和桌子即是如此，胡床和交椅更是如此。這些室內與家具設計的觀念在無形中又促進了宋代文人審美觀的發展。
其三，金石學的影響。
宋代的文人們在熱衷于研究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具之余，還迷戀上了收藏古代器物。宋代之前，古物收藏多是帝王之事，但至宋代，收藏金石的風氣開始 流行于文人之中，一些昔日不可親近的廟堂重器被引入書齋，有些成了賞玩的陳設。金石學在宋代興起，發展不及百年就已相當興盛，這使得宋代成為中國歷史上第 一個出現“收藏熱”的時代。審美上的“好古”也使得宋代的許多工藝美術(特別是文人喜好的工藝美術)超出了一味地描金畫銀、嵌珠綴玉，以及對大量人力、物 力與財富占有的炫示，而能達到較高的審美精神層面，對古代的審美思想作積極體悟，所以，天工、清新、古樸、質拙的審美境界成為當時許多文人的自覺追求。
其四，建筑的影響。
宋代大興土木，建筑事業的發展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前代，建筑的繁榮和其他工藝美術的進步與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營造法式》中所強調的標準化、模數化思 想在當時的建筑中產生了重要作用，也自然會對其它的實用藝術產生影響。另外，《易·傳》提出“守中”，“中”也是中國人的處世之道，儒家將之發展成為“中 庸”，建筑家將它開拓為“軸對稱”，而這一思想運用到建筑中的家具上便在宋代形成了各種矩形造型、趨于方正的框架結構家具。總的看來，宋代家具在框架結 構、收分與側腳、束腰造型、椅子搭腦、櫨斗形式與等級性、理性美、多樣性等諸多方面與宋代建筑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當然，宋代家具結構、造型等因素的變 化又反過來促進了宋代室內設計乃至建筑設計的變革。
總之，宋代的時代環境為這一時期的家具發展創造了較好的條件，也為家具從其它工藝美術門類中汲取營養，創造出自己的審美特征提供了多種可能。
